鉴真和尚双目有没有失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直绵延不断,尤其是在唐代,中日两国政一府与人民的联系和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高一潮,在中日关系史上,谱写了一幕幕令人怀念的动人篇章。
    公元7至9世纪,唐代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制的繁荣昌盛阶段,而东流日本则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完备的典章制度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对新兴的日本具有强大的魅力。日本人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因此,以大唐帝国为榜样,激励看好学的日本人,不畏艰险,乘波西来,先后有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来到中国。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现了阿倍仲麻吕西来,鉴真东渡的佳话。鉴真是扬州的著名高僧,担任大明寺的住持。他一精一通律学,
    深谙戒法,在江淮民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宝元年(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聘请,东渡日本,去设立戒坛,宣扬律学,以肃整教纲。从此以后,在12年的岁月中,鉴真等人胸怀大志,历经艰辛,屡遭挫折,曾五次渡海失败,直到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鉴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传法的征一途。在日本的10年中,鉴真以忘我的一精一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的一精一华带到了日本,为传播中日人民的友谊种一子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因此,研究鉴真东渡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中日两国,有很多鉴真研究者与中日关系史专家认为,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于天宝九年(750年)由广州到韶州时,由于“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一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后,双目失明的鉴真仍然以顽强的一精一神,再次东渡日本,完成了传法的宏愿大志。
    但是,鉴真和尚果真是双目失明了吗?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纪念鉴真圆寂1200年时,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当时未公开发表)。他认为“鉴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因为,鉴亘失明一事,《宋高僧传。鉴真传》等书均未记载,仅据日本人真一人元开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上的一句话作为孤证,论据尚不充足。并且,《唐大和上东征传》对鉴真在日本10年的传法与生活的记载中,均未提到他因双目失明而感到不便的事情。
    另外,鉴真从韶州来到江宁时,他的弟子灵祐是不可能当着“双目失明”的老师说出“盲龟开目”这等有损于鉴真形象的不敬之语的。所以,鉴真失明一事是令人怀疑的。
    在日本方面,成书于八九世纪之际的史书《续日本纪》对鉴真的事迹记载也有可疑之处,该书卷二十四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五月戊申条说,在天宝七年渡海失败后,由于随行的日本僧人荣睿亡故,鉴真因此而“悲泣失明”,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对鉴真失明一事也表示怀疑。他认为《续日本纪》所记载的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鼻辨药“一无错失”,或许可信,但仅凭记忆力来校正数百万言的经论而一字不差,倒可使人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的双目失明了。(陈智超《跋<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及致廖世功(叙畴)函》,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日本学者田中块堂和安藤更生认为,《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说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一性一白内障。安藤更生解释说,“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是鉴真请了阿拉伯医生施行针拨法治疗,由于手术后的感染,病情恶化,即所谓“眼遂失明”,但还能分辨出字迹。田中块堂认为,鉴真到日本时尚未完全失明。
    这些根据为数不多的现有史籍,对鉴真的眼睛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和解释,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谜:鉴真和尚的眼睛在第五次渡海后失明了吗?如果失明,是为何而失明的,是“途中双目发炎,视力减退”疗治不当而失明呢?
    (汪向荣《鉴真》)还是“因长年跋涉,身染重病,以致双目失明?”(吾闻《鉴真》)或是“因中暑毒,致使双目失明?”(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什么时候失明的?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要解一开这个谜,还必须继续发掘中日双方的有关史料。据陈智超介绍,日本正仓院中现在保存着一张《鉴真书状》,据说是鉴真的借书条。借书条上的书法为唐一人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书法字迹端正整齐,并有涂改重写的地方,而且位置竟完全与原字相合,
    这是一个盲人所能做得到的吗?如果这张借书条确系鉴真的真迹,那么这倒可作为鉴真眼睛未瞎的物证。
    (黄显功)

《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