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突然之间，我听到了车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警觉地坐了起来。
“伊丽莎白？”
四周还是静悄悄的，只有我自己的喘息声。
我尝试着寻找伊丽莎白的身影，一切都很模糊。在霎那之间，我似乎看到了，或者自以为看到了。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无法确定，可是就算确定了又能怎样。总之，我看见伊丽莎白站在那边一动不动，好像正对着我。
我眨了眨眼睛，想看得更清楚，说实话，关于这一点我也无法确定。可是当我再次睁眼努力想看清楚时，伊丽莎白却消失不见了。
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来了。
“伊丽莎白！”我大声地叫喊。
没有回应。
我慌了神，赶紧跳下木筏，往岸边游去。我使劲划水，拍水声急促嘈杂，如雷贯耳，可我什么都听不到。
四周一片死寂，我停下来，什么动静也没有。月光依旧被云朵遮盖着，也许她先回小木屋了，说不定她只是回车里拿点什么东西。我再次大声喊叫她的名字。
回应我的却是伊丽莎白的失声尖叫。
我低下头拼命往回游，手脚并用，但离岸边还是有一段距离。我努力地边游边四处张望，但四周太暗了，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听见有摩擦声传来，好像在拖拉什么东西。
快上岸了，只有20尺了，很近了。我发疯似的游向岸边，肺部滚烫还呛了几口湖水，我顾不得那么多，只能伸直双手，在黑暗中摸索。找到了，这是梯子。我双手抓住梯子，一跃上岸。岸边还有伊丽莎白刚刚留下的水迹。我往小木屋方向张望，可是太黑了，什么也看不到。
“伊丽莎白。”
突然，有个类似球棒之类的棍子击中了我的腹部。剧痛之下，我双眼凸出，弯下了腰，五脏六腑像被人揪住一样，无法呼吸。紧接着，球棒再次击中我的头部上方，我听到了脑壳裂开的声音，仿佛被人用铁钉穿过太阳穴。我腿一弯，跪在了地上。我失去了方向，伸出双手护住脑袋，可是，致命的最后一击迎面而来。
我往后退，掉进了湖里。我的眼皮合上了，依稀之间仿佛又听见伊丽莎白的尖叫，这次她喊叫着的似乎是我的名字。我沉入水中，伊丽莎白的尖叫声，还有周围的一切声响，都慢慢消失，归于平静。
第01章
八年后
另一个女孩就要让我心碎了。
女孩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一头卷发，笑起来总是露出带着牙套的牙齿。她穿着吊带衫，今年14岁。
“你怀孕了吗？”我问。
“是的，贝克医生。”
我努力地控制自己不闭上双眼。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早孕的少女了，她甚至不是今天的第一个。五年前，我在附近的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实习期满后，就来到华盛顿高地诊所做儿科医生。这是一所专门服务接受医疗辅助（其实就是贫寒的同义词）的民众的医院，下设妇产科、内科，当然也有儿科。很多人因此以为我是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喜欢儿科医生这个工作，但不一定非得每天周旋于郊区的贤妻良母和光鲜老爸或像我这种人之间不可。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道。
“贝克医生，我和特雷尔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特雷尔今年多大？”
“16岁。”
小女孩抬头看着我，开心地微笑。我再一次努力地控制自己不能闭上眼睛。
每次都是这样，而且让我吃惊的都是——她们都不是意外怀孕。这些小女孩们想生小孩，可是她们本身尚是需要别人关怀的孩子。没有人明白她们到底在想什么。人们表面上说要节育、要禁欲，这都很好啊，可是事实上呢？周围的朋友有了孩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所以事实就是如此：特雷尔，我们为什么不行？
“他爱我。”眼前这名14岁的小女孩告诉我。
“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告诉她。”她开始扭来扭去，不太自在，毕竟只是一个14岁大的黄毛丫头，“我希望您能陪着我告诉妈妈。”
我点点头，“好吧。”
我学会了倾听，将心比心而不是妄下判断。当住院医生时要发表演说，当时我高高在上，俯看台下的病患，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你们的行为将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曼哈顿某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个面容憔悴的17岁少女，她跟第三个男人怀上了自己的第三个小孩。她直视着我，一语道破冷冰冰的残酷现实：“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
从此之后我不再妄下判断。现在，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只听不说，不再扮演苦口婆心的白人，反而成为了更加称职的医生。我会竭尽所能地给这名14岁的少女以及她的孩子最好的照料，不会告诉她特雷尔不可能留下，不会告诉她从此将前途尽毁，也不会告诉她按照这里大多数此类病患的际遇，她在20岁之前至少还会碰上两个类似特雷尔这样的男人。
如果每天都想这些事情，我迟早会疯掉。
我们接着又谈了一会儿，她说我听。诊疗室要比我的办公室大一倍，跟牢房差不多大（这可不是我的亲身体验哦），漆上了公共机关常用的绿色，就像小学厕所的颜色。视力检查表，就是那张让你指出E的开口指向哪个方向的符号表，挂在门后。一面墙上贴着已经褪色的迪斯尼图案，另外一面墙上贴的是营养成分摄取金字塔结构图。我14岁的小病患坐在诊疗台上，上面挂着卷筒面巾纸可供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面巾纸卷起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卡内基餐厅包装三明治的画面。
暖炉开得很大，屋里热乎乎的。对于一个经常有小孩脱光光的地方，温度高一点十分必要。我穿着平时看诊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布鞋，普通的西装衬衫和颜色醒目的1994年“拯救儿童”领带。我没有穿白袍，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吓到孩子。
我那14岁的小病患是个好孩子，她的年龄总让我挥之不去。奇怪的是，那些怀孕的少女都是好孩子。我帮她介绍了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妇产科医生，接着和她妈妈谈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新鲜事，正如我说过的，这种事情我每天都在重复地做。当女孩要走时，我们相互拥抱。抱着她时，我和女孩妈妈交换了一下眼神。每天，大约有25位妈妈带着小孩来找我，到了周末，只有很少几个人顺利结了婚，我用双手都能数过来。
我刚刚说过了，我不会妄下判断，但这不妨碍我观察。
她们走后，我在女孩的病历卡上写下记录。我往后翻阅，这女孩从我在这儿做住院医生就开始找我就诊，这表示从8岁起，她就在这个医院看病了。我翻看着她的成长记录，记起她8岁时的样子，再想想刚刚的模样，变化不大。我终于可以闭上眼睛，按摩了一下。
荷马·辛普森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收信了，呦呼。”
我睁开眼睛转向电脑屏幕。荷马·辛普森就是电视剧《辛普森一家》中的辛普森。有人把毫无生气的“你收到了邮件”语音提示换成了辛普森的声音。这正和我意，老实说，我非常喜欢。
我正要看刚收到的邮件，却听见对讲机沙沙作响，总机旺达说：“你的，嗯，你的……莎娜在线上。”
我理解她的困惑，道谢之后，按下闪烁标志：“你好，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