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能成就一切

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睹明星,所证悟的真理最主要的是:万事万物的生灭都是在遵循着“因缘”法则的运作。所谓“因”,就是指最初引生后来结果的直接内在的原因;所谓“缘”,就是指外来助成结果的间接关系。由此看来,“因缘”不是佛陀所发明的名词,而是宇宙人生本来的真理。因缘既不是宿命观点,也不是灵异现象,而是最合乎科学的法理轨则。我出家半世纪以来,对此感悟良多,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之中,体会最深的佛法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因缘能成就一切。”

我出生在蒋介石挥兵北伐的年代(一九二七年),及至稍长,中日战争爆发,以及后来国共内讧不和。记得那时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不知多少人家园毁于一旦,多少人一妻 儿骨肉离散,我常想:“为什么会有如此惨不忍睹的结果呢?必定有所原因。”听到年老的外婆和师公(出家的姨婆)谈话时慨叹:“这些『因缘』都是众生的业力9我继续追问:“业力是什么?”他们说:“这是因缘果报。”后来,我出家学佛,一路行来,感到世界的成、注坏、空,人间的生、老、并死,心念的生、注异、灭,原来一切无常的世事都逃不过“因缘”二字,所谓“因缘生,因缘灭”,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像我童年未曾读过多少书,而能认识一些字,主要是因为母亲听我读故事小说时,在旁指正我的错别字,让我有了识字的“因缘”;家里人口稀少,无人烧煮三餐,年幼的我自动负起烧饭煮菜的责任,不意却获得卧病在床 的慈母指导,让我得到烹调秘诀的“因缘”。少时亲近信佛虔诚的外婆,在外婆的念佛诵经声中,增加我信仰的“因缘”。家乡寺院庵堂很多,出家人衣袂飘然、法相庄严的行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种一子,不知不觉中蕴酿我出家学道的“因缘”。所以,“因缘能成就一切”,诚信然也。

“因缘”,有顺“因缘”、逆“因缘”的分别:风调雨顺,让万物成长,此乃顺的“因缘”;风霜冰雪,让万物坚强,此乃逆的“因缘”。“因缘”有善“因缘”、恶“因缘”两种类型:助长成功的“因缘”,乃善的“因缘”;破坏损毁的“因缘”,乃恶的“因缘”。但善、恶因缘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历经父母的呵护、学校的教育、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固然能得到顺的、善的成长“因缘”;有些人从出生伊始,就遭遇到破碎的家庭、艰辛的生活、苦难的挫折、种种不幸的恶“因”恶“缘”,也能从坚强奋发中,淬炼出逆的成长“因缘”。检视过往,年少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养成我善观事物的性格;没有贵亲厚戚的照顾,养成我平等爱人的性格;没有周全衣食的供一应,养成我随遇而安的性格;没有冶游玩耍的环境,养成我慎思自省的性格。这一切不顺利的境遇,不也都成为我成长的“因缘”吗?其他诸如战争伤亡、家庭贫困、饥寒一交一 迫、横逆临身,如今想来,也全是增上的“因缘”。

后来,我到南京律学院念书,因逢战乱,缺乏适任的老师,每当他方有一位老师前来,大家奔相走告,认为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在课堂上,都能珍惜宝贵的机会,专心听讲,久而久之,养成我习惯于谛听的“因缘”。其中,有的老师不擅教授方法,上课不发一言,写了满黑板的粉笔字,养成我善于抄录的“因缘”,不意日后专注听讲的“因缘”与善于抄录的“因缘”,对于我自学修一习一 助益甚多,让我感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记得刚要来台湾的时候,正逢国共战争风云紧急,许多人举家南逃,甚至因向往台湾而离乡背景,飘洋渡海。当时太平轮数千人的死难轰动一时,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如果快了一时,沉没海峡的冤魂或许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为没有赶上的“因缘”,让我与死神擦身而过。在庆幸之余,经常觉得人生在顺、逆“因缘”之中流转不停,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南北流亡,东西飘泊。

一九四九年,由于政府误解,认为来台的僧伽均系匪谍,处处风声鹤唳,难以容身。那时我身无分文,突然想到栖霞山在香港的分院“鹿野苑”中,或有道友可资助我的船票,让我前往香港,遂去信求援。那知船票寄达台湾时,我已被冤囚狱中。及至释放,错过了赴港因缘,后来承蒙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长者,以警民协会会长的身分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打消我赴港的想法,成就我留在台湾的“因缘”。

感谢身为客家人的妙果老和尚,与我既非同门,又非同宗,却在我无衣无食的时候,伸出援手,给我挂单安住的“因缘”,并为我担待安全单位许多调查盘问的风险,若非如此,生死存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后来为了报答妙果老和尚的慈心,以及客家籍的工程师谢润德先生的“因缘”,我在苗栗、竹东、头份、屏东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设立了很多禅净中心、道场及布教所,聊以报答这许多美好的“因缘”。

自从吴鸿麟老先生冒险为我保证之后,我与吴家结下了几代“因缘”。数年前,吴老先生过世,我从菲律宾赶回,亲自为他主持奠礼;吴老夫人在台大医院住院治疗,我也多次探望。今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吴伯雄先生继我之后,担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总会长,当我陪着他到各地视察会务的时候,突然感到“因缘成就一切”的妙处,真是不可思议!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我在一江一 苏宜兴办了一份《怒涛月刊》,虽只油印五百份的发行量,但承蒙教界长老大醒法师在《海潮音月刊》上公开推介,使《怒涛月刊》立即身价十倍。到了台湾之后,大醒法师于一九五一年主办台湾省佛教讲一习一 会,我感念他提拔《怒涛》的“因缘”,毅然承命为其担当教务主任之职,以供驱使,仔细回想人生种种在“因缘”里流转回荡的情景,不禁礼赞“因缘”真是奇妙无比!
    在讲一习一 会期中培养的僧才,有被冤屈死于狱中的台东修和法师,有主编《海潮音月刊》的灵泉寺修严法师,有在台中创立万佛寺、慈明寺的圣印法师,有在花莲担任佛教会会长的真宝法师等。由于我和大醒法师的一点“因缘”,这许多青年僧宝对台湾佛教作出一定的影响和贡献,心中也同感与有荣焉。

此外,由于我和妙果老和尚的“因缘”,承蒙他推介,让我和台湾佛教界的大德,如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宋修振、台中宝觉寺林锦东、台南县佛教会吕竹木、彰化昙花佛堂的林大赓、南投县佛教会理事长曾永坤,甚至在台湾大学教学任职的李添春、李世杰,北河高中老师张玄达等本土俊彦结识来往,深感荣幸。后来我在台湾多次环岛布教,宣扬影印大藏经,到各地弘法讲学,出版《释迦牟尼佛传》,发行《今日佛教》……等,他们都给予我许多支持,这些好“因”好“缘”,抵消了许多坏“因”坏“缘”,让我得以一展发扬佛教的抱负。感念于“因缘成就一切”,我发愿要时时刻刻给别人一点帮助的“因缘”,让自己也能成为别人的好“因”好“缘”。

民国四十年左右,花莲不断地发生强烈地震,天灾人祸频传,我感谢东净寺的曾普信居士平日以谦谦君子之风,待我诚信,所以除了曾在《人生杂志》上呼吁救济花莲灾民,重建东净寺之外,也为他出版《苏东坡史话》等书,让彼此都在好“因”好“缘”中来往。

当我得知林锦东被政府认为是亲日派的中坚,不被获准出国时,我作“不请之友”,多次和中央建议:“林先生实是中日友好邦一交一 的最佳人才。”后来中央解除禁令,让他得偿访日宿愿,我也欢喜不已。

记得有一年,彰化妈祖行香一团一 朝拜北港的妈祖庙,林大赓先生邀我坐三轮车,到妈祖行阵中参观,让我对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了深切的认识。为了感激他的热忱,后来我在彰化开建“福山寺”,请他担任“福山佛学院”的副院长,希望彼此的好“因”好“缘”能对彰化佛教有所贡献。

后来,屏东东山寺圆融法师、苗栗净觉院的智道法师、台中慎斋堂德熙法师、后里毗卢寺妙本法师、美浓朝元寺的善定、慧定法师、板桥菩提院的文智法师等等,都曾支助我弘法的“因缘”,我无以为报,只有努力著述,寄赠书报月刊,聊表寸心。

一九五二年,由于先有马腾居士写信邀请我前往宜兰弘法为“因”,后有李决和居士面邀驻锡宜兰为“缘”,我欣然允诺。四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年,马腾居士在冈山以八十余高龄辞世,我感念他当年给予我赴往宜兰的“因缘”,除了前去拈香祝祷冥福,吩咐佛光山都监院的满净法师、永能法师为其处理一切丧葬事宜之外,并将其灵骨安奉于佛光山,满我感谢好“因”好“缘”的心愿。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垦丁鲍园一带弘法,莲海念佛会邀我前往主持落成开光,三十多年后,我应邀为东海寺主持佛事,才知此地已有几十个寺院道场分建各处。想到佛典中描述尼拘陀树的种一子虽小,长成的大树却能枝叶繁茂,蔓生四方,以此譬喻懈因缘”能得大果报,不禁深有所感:播种者植种于地,虽然不一定自己收成,但有朝一日看到浓荫伞扒,大众蒙福,也觉得欣慰无比。初到宜兰的时候,一无所有,仰赖别人给我“因缘”,自忖:“我能给别人什么『因缘』呢?”于是一得到净财,便购买《人生杂志》、《菩提树月刊》及台湾印经处出版的佛书,免费送给寺院、商店、信徒、青年,由于这些“因缘”,无形中助长宜兰读书学佛的风气,头城、罗东等地相继成立念佛会,圆明寺觉意老尼师提一供草寮给我静修写作。天理堂香店的老板方铁铮先生是李决和居士的女婿,后因流通佛书与我结识,在这诸多“因缘成就”之下,李决和居士不但自己以年老之身随我出家学佛,女儿慈庄、外孙慧龙、慧传也随我剃发为僧,目前在佛光山都担任要职。

在宜兰弘法的“因缘”,除了造就了许多有为的青年僧才,与我共同开创佛教事业,除最初参与开辟佛光山的一级主管之外,在家信众方面也是人才辈出,像郑石岩教授在佛教心理学方面开创天地,利人无数;杨梓滨、张肇、张钢锤、林清志等人为佛光大学奔走筹画,克尽心力……,凡此“因缘”皆有如滚雪球一般,缘缘相续,灯灯无尽,使偏处一隅的宜兰成为台湾佛教的摇篮地,点点滴滴的往事形成延续历史的轨迹,诚为不可思议之“因缘”也。

喜舍一句受用的佛法能给人一些“因缘”,布施一声亲切的关怀能给人一些“因缘”,甚至供养一丝真诚的微笑,赠予一本浅显的佛书,都可以提一供别人一些“因缘”。多少年来,在与道友、信徒的来往之中,我深深感到,不论是旧识或新知,不论是老参或新学,最重要的是彼此要互相珍惜“因缘”,唯有让心和心之间搭建起道情法爱的桥梁,才能使好“因”好“缘”绵延不断。

一九五五年,南亭、煮云法师与我等人,共同发起“影印大藏经环岛布教一团一 ”。一个多月来,我们搭乘板车、牛车、三轮车、火车、汽车、小船、军舰、飞机……,所到之处,锣鼓喧天,鸣炮献花,甚至地方寺庙抬出神明金轿前来欢迎,以麦克风、扩声机助长热闹,只见台上、台下水乳一交一 融,打成一片。此后,我又多次率领学生、青年到全省镑地布教,也蒙获大家的热烈护持,让我愧不敢当。其中,有人说我成就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因缘”,但我却认为是台湾民众成就我推动佛教事业的“因缘”。

回忆四十年来,台湾佛教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因缘”际会当居首功,例如:由于电台传播“佛教之一声 ”,让多少民众有了得度的“因缘”;由于詹煜斋先生每年赞助大专青年佛学奖学金的“因缘”,让全台湾的大专院校的佛学社一团一 纷纷成立;由于朱镜宙、张少齐印经的“因缘”,多少人因此而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由于白圣法师等传戒的“因缘”,使今日出家僧尼增加;而佛光山办学的“因缘”,则使得现代的佛教教育提升层次。

佛陀出现于世,是为了一大事“因缘”──让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一千多年前,由于汉明帝夜梦金人的因缘,使大法东来,此乃东土人民的福德“因缘”成熟有以致之;二十世纪末,大法西来,让佛光普照,法水流长,又是另外一个殊胜“因缘”的到来。

早年,我来美洲创建道场时,正逢中国大一陆 与亚美利坚修好时期,眼见许多留学生蜂涌到美国留学,但经济都非常拮据,我和潘孝锐先生共同成立“西来奖学金”,每人三千至一万美金不等,希望能为他们作一些“因缘”,名作家阿城、史玲玲、郭震扬等人都曾得到奖助。其中,王丹先生来美之后,拒绝外面的捐赠,却乐意接受这项奖助,可见“西来大学奖学金”是一个清净善美的“因缘”。名新闻记者卜大中先生,伦敦音乐家陈惠珊小姐,也都曾得过此一奖学金的资助。

此外,名作家北岛先生发行文学刊物,希望我有所资助,我乐见其成,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因缘”;德国汉堡大学车慧文教授在欧洲召开“国际华文会议”,希望佛光山巴黎道场能负担食宿、一交一 通,我感到自己能对世界华人帮助一点“因缘”,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因此慨然允诺。过去“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每年召开的大会从来没有超出亚洲范围,也未尝在台湾举行过,但第十六届却能移尊到美国西来寺举行,此后,第十八届大会,及今年(一九九八年)的第二十届大会也相继在台湾佛光山、澳洲南天寺召开,虽说为此所费不赀,但我觉得自己能参与其中,为“佛教国际化”穿针引线,尽心尽力,“因缘”殊胜难得,所以每次都怀抱着珍惜助成的心情戮力以赴,共襄盛举。

我深深感到:有“因缘”,就有希望;有“因缘”,就有方便;有“因缘”,才能成就一切。“因缘”,实在是美妙无比!所以我不时提醒自己:不但要感谢过去的“因缘”,把握现在的“因缘”,更要培养未来的“因缘”,为自他开拓光明的人生。

为了贡献一点“因缘”,让更多人有志研究佛学,我结合两岸学者编写《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为了播撒菩提种一子,给予各地人士一些佛法的“因缘”,我席不暇暖,云游海内外,随喜主持佛学讲座。我在电视里主持弘法节目,有五分钟的“因缘”、有半小时的“因缘”、有一小时的“因缘”……,三十多年来,从一台到三台,从无线到有线,甚至自创“佛光卫星电视台”,播放有益身心的节目,无非都是希望观众们能得到一点善“因”善“缘”。我经常举办功德主、信徒、妇女、金刚、青年、僧伽等各种讲一习一 会,也是在创造各种“因缘”,让大家的人生都能有所提升进步。佛光山虽只有而立之龄,但是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国际会议已达三十次以上,主要是想给高级知识份子一些佛教的“因缘”。佛光会虽然只有七年的历史,但在海内外所举行的公益活动,不下七千次以上,主要也是希望为各地社会带来一点净化的“因缘”。

四十年来,我努力传授三皈五戒,让大家有三皈五戒的“因缘”;我在世界各道场发起短期出家修道会,让大家有短期出家的“因缘”……,直到今日,我的理念是:应以大学“因缘”得度者,即办大学而度化之;应以佛光会“因缘”得度者,即设佛光会而度之;应以寺院庵堂“因缘”得度者,即建寺院庵堂而度之;应以佛学院“因缘”得度者,即办佛学院而度之;应以美术馆“因缘”得度者,即建美术馆而度之;应以青年一团一 “因缘”得度者,即办青年一团一 而度之;应以学生会“因缘”得度者,即办学生会而度之。

佛教主张“因缘和合”,“因缘”不是单一直线的发展,而是互有影响,前因后果,左右关联,彼此呼应,重重无尽的关联。“因缘能成就一切9懂得重重无尽的“因缘”,才能有重重无尽的“成就”!

《星云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