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奖殊勋抚帅授兼析

第十一回 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奖殊勋抚帅授兼析
    话说袁世凯既补了山东巡抚,早知义和团中人不是路,故尽地痛剿,不遗余力。果然地方所有团党,都畏袁世凯之威,尽逃出山东境外。遂至山西、直隶,延至北京,无地不是团党麇聚。一来因毓贤任了山西巡抚,此是一个袒团排外的班首,故义和团中人更倚着他,在山西地方,更横行无忌,因此团党愈聚愈众。端王知道毓贤是个自己心腹,一面令他抚慰团党,收为己用;又忖直隶是北京门户,不可不用个心腹人做总督,遂又在太后跟前,力说荣禄有才,方今时事多艰,宜留他在京,主持大计。太后觉此言有理,遂降旨令荣禄人京办事,换过裕禄做北洋总督。
    那裕禄又是看端王面色做人的,便与毓贤一般,赞团党是义民,一力主张排外。是以义和团更弄出无法无天的事,天天把外人残杀,凡焚烧抢掠,几于无地不然,裕禄统置之不问。
    单是山东地方,自袁世凯到任后,连一个团党的影儿也没有。
    不特团党中人含恨袁世凯,就是端王、刚毅两人,觉直隶、山西两省本与山东毗连,若山东巡抚亦是自己心腹,尽可令三省团党融为一气了。因端王、刚毅看着义和团是个有用的人。只道他不费国家财粮,不费国家器械,皆奋勇赴战,若能结合他们,不愁他们不听自己号令,将来愈聚愈众,不啻百万大兵。
    这时不特谋取大位,外人不敢借口,就是外人要开仗时,有团党可用,一来人数既多,二来又是能弄法术的,怕还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呢!端王、刚毅怀了这个天大的想头,好像做梦一般,故一心一意要袒护团党。今见袁世凯独不与自己同情,偏把义和团欲杀个净尽,心中甚愤,即欲革退袁世凯,屡在太后面前,訾袁世凯的短处。
    惟荣禄恰可已经入京,一力替袁世凯周旋。荣禄便通知袁世凯,告以端王、刚毅党同伐异,屡欲将他撤革。那袁世凯听得,即把自己见地复告荣禄道:“自古断无祟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要防他,免酿出大变。”这等语,荣禄听了,觉袁世凯之言,真有至理,便把袁世凯复来的电文呈奏太后。时太后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但当时端王权势太重,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况又当团党骤发之时,若一旦把端王的权位撤回,他一定鼓动团党,闹出事来,这时如何是好。因此惟有忍隐,惟不听端王之言而已。是以端、刚二人叠次排挤袁世凯,太后只是不听。
    端王料知是荣禄替他回护,到这时又反悔招惹荣禄入京。
    此时反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心中如何不愤。因有荣禄在京要替袁世凯出力,实无可如何。便再邀刚毅计议道:“有那荣禄在京,我们行事,尽有的阻碍。更有袁世凯在山东地方,就是附近京畿一带义民,系我们所欲利用的,总要被他解散。你意究有什么善法来对待他呢?”刚毅道:“袁世凯仗着攻剿乱党之名,似是名正言顺,我们实不能说他闲话。不如请朝廷降一道谕旨,说外人的无理,各督抚速筹防务,准备开仗。那袁世凯若真要违抗时,我们便治他违旨之罪;他若不敢违抗,我们便乘势令他与洋人打仗,岂不是好?”端王听了,笑道:“不想老刚直如此足智多谋,孤实有赖。但方今洋人因团党杀了教十,联合起兵,正在围攻天津,我们本是利用团党的人,已如骑虎难下,这时若只靠朝廷号令,设一旦朝廷要与洋人讲和,我们如何是好?不如自己拿定主意,就即发谕旨,给各督抚遵守便是。”刚毅道:“王爷殿下此言更为有理。因朝廷政权全在军机,门下与王爷又同是掌理军机的人,尽能发得逾旨。就自行拟就电告各省,有何不可。”端王听罢大喜,即令刚毅拟旨发出。
    时各国自因团党横行,惨杀外人,由各国公使先后警告总署,请中国遵守公法,剿除团党,保护外人。但当时大权在端王之手,总署各大臣如何敢置议?因此并不复答各使。因端王、刚毅既有夺位之心,正在以团党为忠义,冀收为己用,故对于团党,一味袒纵。那时,团党以端王且赞颂自己,余外各官,也全不瞧在眼内,统计杀了都统庆恒,劫了尚书孙家鼐,终日在京里只是杀人纵火,劫夺财货,无法无天。
    那端王又招了甘肃提督董福祥,带领甘军人京,并令他统领团党。所以团党与甘军又联为一气,通同作恶。不特教堂教土难以保全,直至贩卖洋货的店子,都要毁拆抢掠。每一次杀劫洋人,必有些馈献端王。那端王又奖颂他得胜,遂一发得意。
    闹了几个月,抢劫一空,得钱挥霍。因有端王袒护,更无所不为。凡遇被火烧毁洋人楼房,并不准人往救。若有人前往救火的,就道他是交通详人,也一并祸及。直至劫无可劫时,竟与甘军联合,遂同往攻使馆。因为各洋人教士欲逃祸时,都走到使馆躲避,那团党乘机迁怒使馆。
    怎奈使馆中人抵御甚力,团党、甘军,围攻不克。团党一发愤怒,见着使馆中人便杀。计先后杀了日本使署书记员杉山,又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各国听得,好不愤怒。因两国见仗且不能杀害公使,今团党如此,总署还置之不理,直不得不怒。
    不知总署不是不理,不过畏忌端王,无可如何。更有些京官,要讨端王欢喜,也一同赞颂团党,更有些随同团党学习拳棒,使团党越加凶恶。各国如何忍得,就起了联军,先是攻破大沽口,并进攻天津,欲向北京长驱大进。故端王就于此时假命发谕,着各督府备战。时各督抚得谕,都踌躇不决。
    单是袁世凯接了道电谕之后,更为疑惑。因团党正是破坏公法的人,本该早些向各国说句好话,还易了结,受害仍是浅些。今反欲与各国宣战,实不是办事的。且己国自中东败后,焉能与各国相抗,将来岂不是祸上加祸?因此又复电询荣禄,问个底细,并详陈一切利害。
    嗣得荣禄见过太后,已知前谕不是朝廷发出,荣禄即照复袁世凯。袁世凯听得,心中大愤,默念:“此事关系安危,怕别省督抚亦如直隶、山西一般,必坐取瓜分之祸。断不宜置之不理。”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并把日前的谕旨,不是朝廷主意,只出于端王之手,据实分告一遍。电中又请各省联合,筹一个保全的办法。
    自袁世凯发了此电之后,先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为赞成,次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以此策为是。因各省都得有消息,知道那时的谕旨,多半是端王的伪命,便由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依着袁世凯之议,往复与东南各省的督抚电商妥协。因当团党发作正在夏天时候,便订明自五月初一日以后的谕旨,一概不遵,各省都为允肯。
    论起专制国的朝谕,谁敢违抗?一来因当时是个变局,端王无理,人所尽知;二来又自量不是各国敌手,除了端王、刚毅两人的妄想,都不愿轻易言战;三来当日刘坤一、张之洞,已算是疆臣中有点声望的,由他发起,自然乐从。于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江西及闽浙两粤,各疆臣都电复允从。这叫做东南督抚同盟。一面与就近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东南各剩在各疆臣固乐得如此,且以当时团党猖撅,残杀无理,各领事亦愿如此办法,因此便成了这盟约。
    端王听得,也十分愤怒,但各督抚已联为一气,究不能奈得一个袁世凯什么何。惟有竭力鼓舞团党,好望杀退外人,自己就可以登其大宝,自无人敢来干预。因此更假托谕旨,颁发巨金,赏给团党。那些团党,见端王、刚毅为人,可以欺弄,一发残杀抢掠,反到端王府里报捷。端王不惟不责,反为嘉奖,弄得团党无法无天,更称什么大师兄呢,大仙姑呢,二郎神呢,也道是玉皇大帝命他下凡,扶清灭洋。更道服了灵符,焚了黄表,就刀剑不能伤,枪炮不能损。一派胡言,弄得端王颠颠倒倒,信以为真,便令内外各官员都要奖励团党。
    因当时正是端王当国,凡在仕途中,那一个不讨端王脸面,以求早日升官?果然顺端王者或赏或升,逆端王者或杀或革。
    凡是有一点官瘤的人,千辛万苦才得了一官半职,如何不畏端王的威势?故大半都是顺着端王,京内如在亲王载勋,镇国公载澜,大学土刚毅、徐桐,尚书赵舒翘、启秀,侍郎英年、徐承惺,府尹王培佑、何乃瀛;京外文武各官,如提督董福祥、总督裕禄、巡抚毓贤。后来更有一个李秉衡,自从由山东巡抚转任川督,因教案革职后,任为巡阅长江大臣。他恨外人甚深的,趁着端王排斥,故亦自讨奋勇,人京督兵。其余大小官员,附从端王、刚毅的,也不能胜数。余外纵不肯附从端王,惟是虽明知团党不是,亦不敢言他恶处;若是不然,那团党就或抢或杀,反道他是交通洋人的,端王总不根究,只是抢杀一次,奖励一次而已。
    那时,端王、刚毅只道羽翼既多,指日可以取得大位,又以为团党真个是由天下凡,来扶清灭洋的,也信团党有飞天遁地的法术,指日又可以杀退洋兵,因此更为得意。不想团党用那些邪术,只能欺得小儿,实在没半点实际。那洋兵究竟是船坚炮利,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提督罗荣光阵亡后,又攻破天津,及登岸以后,所向难御。虽有聂仕成一军,可能一战,但寡不敌众,况疲战之际,实难支撑得几时;且团党因毁拆铁路时,被聂军攻击,故团党亦恨聂仕成如眼中钉刺。是以聂仕成当与洋兵开仗时,反被团党在后路攻击,遂至腹背受敌,竟至被伤殒命而去。
    自聂仕成亡后,更无一人是洋兵对手。那董福祥虽口出大言,但在京中围攻使馆四十多天,连一间使馆也不能攻进去,可知不是个战将。至于李秉衡,亦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实没一些韬略,因屡战屡败,已经自尽;若是直督裕禄,早先已殁去了。那团党固不能敌得洋人,只会杀本国的官吏而已。所以洋人联合八国大军,势如破竹,沿天津而进。自聂仕成殁后,既无敌手,直攻破了北京。
    那时北京政界中人,凡从前趋附端王的,或逃或杀,也不消说。惟这场大祸,累及朝廷,洋兵既已人城,料必至玉石俱焚。况各国中,如德国愤恨钦差被杀,如日本愤恨书记被戕,总不免杀人雪恨;更怕连太后与皇帝,都不能了事。因外人虽知这场祸是端王、刚毅惹来,惟那里分得许多,眼见是朝廷袒团排外,杀戮洋人,如何恕得。因此太后也虑不能幸免,便与当时皇帝商量,离了北京,直望西方而遁。又以直隶与京城,也是紧要地方,只命些亲信大臣留守京城,又复命荣禄再任直隶总督,随后也除了讲和一策,更无办法了。
    果然太后与皇帝出奔之后,各国即统军入到北京。太后奔到西省,只得令爵相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卒要赔了几百兆,又将纵团排外为首的大臣,尽法惩办了,方肯订立和约。遂把端王废为庶人,庄王及刚毅、赵舒翘,勒令自尽,澜公亦革职谪贬。除徐桐已故之外,如启秀、王培佑、何乃瀛及徐承惺与巡抚毓贤,也一概治罪。这都是后话不提。
    且说和议既定,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銮。既将祸首大臣治罪,自然将有功之人奖叙。想以当时各省督抚,全凭得东南互保,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论功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就各赏了一个宫保衔;又想袁世凯一任山东巡抚,即力行主剿团党,又力陈团党不足恃,且首倡致电各省,不遵伪命,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之祸,便将袁世凯从优奖叙。
    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凯,亦无人敢为袁世凯阻力,自不消说。恰可荣禄复任直隶总督,自从端、刚被罪,或革或杀之后,那李鸿章亦于和议后身故,只有荣禄一人,掌执大权。他一来是个贵戚,二来又是个相臣,所有从前端、刚大权,都落在他手上。他一发信任袁世凯。那直隶与山东,又是毗连之省,有事自然互相酌议,无不惟袁世凯之言是听。袁世凯又最能利用权贵,因亦深得荣禄之心。故更令袁世凯在山东改练新军。自是袁世凯声望日隆,虽是一个巡抚,权势在各疆臣之上。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及到了荣禄没时,遗折竟荐袁世凯一人,可继任北洋总督。那时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凯,又得荣禄保荐,就升授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任了北洋之后,又有一番事业。正是:方为抚院巡东省,又补兼圻镇北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宦海升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