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算上前两本——《草样年华I》和《活不明白》——凑成了我的“青春三部曲”。
  之所以说“我的”,是因为这三本书的情绪和状态都是我相应年龄时的真实反应。《草样年华I》写的是大学时代的混沌,《活不明白》写的是毕业一年后的茫然,这本《草样年华2》写的是毕业三年后的失落和无奈。
  这本书费了我不少劲。
  一稿写完后,发给出版社,以为再有半个月就能拿到印好的书了,然后便买了张去天津的车票,见了几个大学同学,开始给自己休假。但是第五天刚回北京,出版社就打来电话,让我过去聊聊。挂了电话,我感觉稿子可能得改,不仅仅是对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的修改。
  第二天到了出版社,见了策划、编辑。他们对一稿给予了肯定后,说:
  “但是……”
  果然不出我所料,得改。编辑们说的每个“但是”都在我预料之中。这些问题,写作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了,但因为着急完稿,就忽略了,因为夏天要到了,天一热,我便无心做事。
  一些动物需要冬眠,我需要夏休。北京的夏天令我十分难受。一进入七月份,我就开始彻底混日子,等待秋天的来临,除了吃喝拉撒睡在已经紊乱的基础上仍进行着,其他事情都无法继续开展,包括写字。上大学时的那些不及格科目,也多出现在暑假前的考试。印象中特别清楚的是,我的四级是在寒假那次考试中通过的。
  这样的日子每年大约有三个月,到了九月份,我便开始好转。每到年终自我总结的时候,都发现这一年后半年开始的那段日子,竟然没的可总结,我的有效时间才是别人的四分之三。如果按一个人活八十年计算,那么我有二十年的时问是在等待——太浪费生命了!
  但是这个夏天,我有事可做了,而且必须在夏天做完,因为如果拖到秋天,那时我的心态不知要发生什么变化(二十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一天一个样;现在,我的世界观一个季度一个样),也许会彻底否定一稿,推翻重写——就像我现在看前两本书,都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但毕竟是自己付出过心血的二十万字,我决定在生活态度改变之前,抓紧时间改完出版。
  这次谈话,也让我知道了,写作绝不能求快,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还欠火候儿就端上了桌,谁吃了也会感觉不烂。我得回回锅。
  出了出版社,门口右手停着一辆夏利出租车,司机一直盯着我看,我态度坚决地朝左边拐去,司机按了几下喇叭,我没有回头。我想溜达溜达,把刚才编辑们提到的问题好好想想,这是我的习惯,就像吃完饭要散散步一样,有助于消化。
  我半低着头,穿过一条骚臭的地下通道,沿着一条干旱的河边,不紧不慢地走着。不知走了多久,我对如何修改有了初步思路,这时一抬头,发现马甸桥到了。我是从健翔桥走来的,这段路大约两公里,刚才没打那辆夏利,这样我就省了三块钱,如果是富康或伊兰特,那么能省四块钱。
  走了这么长的路,竟然一点儿没感觉累,也许是因为脑子被别的事情占着。我忽然意识到,长征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当时革命形势并不乐观,红军战士们一边跋山涉水,一边思索着严峻的革命现状,不知不觉就走了两万五千里,不知不觉就迎来了曙光。
  回来后,开始修改。可能因为心里急(尽管我知道急对写作一点儿好处没有,但还是控制不住),有火,晚上睡觉又被凉风吹着了,第二天我便开始咳嗽,连咳二十多天,发自肺腑,呕心没沥血。声音之大,有时候走在路上能咳响了汽车报警器。
  这段时间我每天吃三顿饭,四顿药,还拍了今年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医院的x光室照的。饮食上忌烟酒,避辛辣,喝不了凉的,吃不得烫的。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吃水煮鱼便宜的地方,打算每礼拜去一次,现在只得告吹。和哥们儿在外面吃饭,不但喝不了凉啤酒,连常温的也不行,只能喝着免费的茶水,看着他们端着杯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并接受他们在喝酒的间隙对我提出的批评,这让我知道了,身体好不仅是为自己,也为了更多人。
  带病改完二稿,发给出版社,他们看完说可以了,让我回去给书的副标题想个名字。我一边养病,一边想,最后想到现在这个名字:后大学时代。因为这本书就是写四年大学对毕业生后续的影响,以及无论毕业多久的人也无法摆脱与大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四年,说严重点儿,能影响人一生。
  “三部曲”的写作伴随着我的成长。我对生活的认识,像一眼泉水,不断冒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蓄成了一个小水坑,现在我把水盛进三个罐,坑里的水就剩的不多了,不够再盛满一罐的,好在我仍在成长,泉眼没有干涸,时不时地还往外冒着,等把水蓄得差不多了,又可以盛进罐里了。
  也许“三部曲”仅仅是一个开始,说不定会发展成“六部曲”,甚至更多。
  孙睿
  2005年8月

《草样年华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