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白天,学校门口的大街上永远都是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从一处来,到另一处去。有许多次,我站在这里,看来来往往的人、形形色色的脸和缤纷各异的衣裳,因为数量的巨大,眼花缭乱。
  是这个城市著名的大学路,除了一座又一座的大学,这里充斥着无数银行、书店、理发店、小吃店……路不宽,然而交通总是很拥堵,那些无奈而焦躁的司机习惯了按喇叭企图驱散行人,而行人总是视若无睹地在车流中横冲直撞。林卡说:在这条路上,两条腿的比四个轮子的要更有力量。
  林卡是与我同寝室的姑娘,川妹子,嗜辣,皮肤却透明般晶莹闪光。在2000年之后,师兄们总是叹息着说:“戏剧系的美女绝种了,现在的主持人流行特型演员。”可是因为林卡,师兄们笑靥如花地抢先表达:“林卡是女超人,拯救戏剧系沦落的审美。”于是,入大学两年,林卡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而与“校花”形影不离却又相貌平平的我便沦为当之无愧的“校叶”——红花总要绿叶衬的。
  然而,好在我的高考成绩高——我以超过文化课分数线110分的绝对高分成为戏剧系历史上最“牛”的学生。我似乎终于意识到这个真理:假使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容貌,那你唯有以更加丰富的内心支撑自己的灵魂,以使其更加强大。
  就比如现在——我依然不漂亮,大型校级文艺晚会、省级演出我永远不能担纲主持,然而每逢演讲比赛、辩论赛或者知识竞赛,我又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选,因为我可以随时随地引经据典,而这又恰恰不是所有人可以具备的。
  生命,似乎正在绽放它最动人的笑脸,以近乎玄妙的方式,昭示种种的可能与不可能。
  我生活了两年的艺术学院是个让我无法形容的地方,因为太多的矛盾词充斥其间。比如:校园面积很小、舞台天地很大;外观楼宇陈旧、内里设备昂贵;总有人夜不归宿,住宿制度之严格却冠绝省城高校;很多年轻的人们走来走去,面容单纯宁静、阅历丰富纠杂……是最简单的大学时代,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早早成熟,心理素质突飞猛进。渐渐地,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对于这里,我总是不可扼制地怀有深深感激:因为我很多次这样想过——假使没有艺术学院,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在做些什么?
  隐约,还是可以记起一张脸,那样白皙的皮肤、清秀的面容,目光里有深深的冷。伴随着那样鄙弃、不屑的声音,响彻我的记忆:
  “陶滢,你不漂亮,成绩又不好。”
  “你毕业后能干什么?能做公交车售票员?”
  “或者,你可以去环卫局做城市清洁工?”
  ……
  是记忆的碎片,然而清晰凌厉。仿若一些细小的刀片,貌不惊人的小,飞过去,甚至看不见伤痕。要过一小会,鲜血喷涌而出、筋脉悉数断裂,英雄倒地,惊惧着死亡——惟其小,才能够杀人于无形。
  那么,或许正是因为了这些沉在记忆深处不欲怀想的岁月,我对今天所能拥有的一切,才怀有真诚的感念。
  秋天的时候我把头发剪短了。
  我似乎从未剪短过自己的头发,即便是在曾经那些最不修边幅的日子里。剪短了的头发柔顺地贴服在我的耳际,起风的时候会细细地飘动。我的头发软而细,一丝丝一缕缕地缺少坚硬的固着感。因为软与细,扎起来的时候就汇成那么小的束,任何小号发夹都可以将其固定,只轻轻一挽,便是孱弱纤瘦的髻。戏剧系和舞蹈系的女生大多长发飘飘,于是我剪短头发后很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先是老师们很惊讶地看着我:陶滢,你这是《实话实说》还是《开心辞典》?
  然后是关系不错的师兄,这个系的、那个系的,看见了,惊讶很久,然后清一色带着惋惜感叹:陶滢,其实你还是长头发好看。
  再后来连几个常常在餐厅里帮我占座位的小师弟都要说:师姐,你失恋了吗?
  ……
  我终于无言以对:是谁说头发只能和爱情有关?
  我的爱情,或许和左手有关。
  我是个左撇子女生,从3岁学用笔、拿筷子,到今天,17年间,我用的都是左手。
  吃饭、写字,主持节目拿话筒,都是左手。
  在我16岁的时候,便有一个男生预言:“陶滢,你的左面要么不能坐人,要么就得坐一个甘心一辈子弯腰捡筷子的人。”
  因为如果不这样,吃饭的时候,他的筷子便会掉到地板上很多次。
  筷子,或是钢笔,掉落的时候溅出极其轻微的响,在我的记忆中,代表尴尬、委屈、惶恐、歉疚……我曾经,是从最尴尬、委屈、惶恐、歉疚的岁月中一点点跋涉出来,很努力才做到昂起头,在灯光明亮的舞台上,镇定自若地讲话。
  为此,几乎付出了我整段少年时光作为代价。
  不能再回忆。
  因为假使真的要回忆,我不知道,那个为我预言的男生、那些生动如斯的画面,随着岁月的流淌,沉淀到了何方?
  心里会有浅浅的疼,挟裹着那些再也无法重走的时光,起起伏伏。
  想起一阕《一剪梅》,最后一句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或许,岁月是最无情的手,任时光催红了樱桃、染绿了芭蕉,更是把韶华人生抛在后头,然后,抚过去,覆上细细流年的尘埃。
  多么巧,16岁,我的绰号便是叫作“大樱桃”。

《你在我的左手边》